沿海，封锁我们的港口，那自然有用。哪怕不开到我们港口，就算封锁了日本，我们也无法贸易。可既然做不到，难道你说说，我们这些商人就会视那些金银不见？你要制定国际法？可你也得有资格定才行啊。”

姜志礼怒斥道：“放肆！出口言利！小人哉！”

陈健在一旁听得简直头大，正是无欲则刚，舰队中的一部分人觉得和明朝贸易根本没有什么赚头，那些生丝之类的欧洲紧俏货物从故土运到欧洲更近，明朝又没有白银，他们本身就反对陈健这种行为，此时抓住机会脱口而出。

舰队里的人都不是傻瓜，也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所以不可能铁板一块。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陈健已经和他们通气了，船队不是他个人的，而且有些事也必须要身后的许多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来支持。

如果只是救灾，众人还是一致同意的。

这些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建立信任和信誉的机会。通过官场的人物美言几句，至少能够获得贸易的许可。

再一个，就是之前已经确定了贸易和地租两种盈利模式，以及剥削劳动盈利的手段。之前在台湾沿海转了一圈，上面的土著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晚期，村社之中既有女神又有祭司，基本上没有私有制和土地纳税的概念。

没有私有制和土地纳税的概念，这就很不好，也就确定了这群人不容易盘剥容易反抗。反观泉州漳州一代，这里的人都有纳税和私有制的概念，也是最好的劳动力和盘剥对象。

所以救灾除了为了贸易，也是为了在民间建立好的名声，将来很容易煽动这些活不下去的人远渡海峡，去开垦那片荒芜的土地。

无论是种糖、种稻还是熬汤、开矿，只要确定土地所有权归公司并且以武力保证，这就是一项堪比贸易的收入。

趁着这次救灾，可以在泉州建立一个好名声，至少不会有隔阂，将来沟通起来也更容易。

而且以成本来看，必须要和福建的人搞好关系，不管是组建暴力机关还是维护贸易，都需要人。

但是陈健在出航之前又从缅甸购买了一些番薯，说是救灾之后可以帮着推广番薯，以免很多贫民饿死。

一听这话，当时许多人就提出了反对。

有人指出，可以帮着他们防疫，可以平价卖掉稻米，还可以学习天主教一样建立医院收容穷人，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推广番薯这种事是对将来不利的。只有大灾、饥荒才能促使更多的人逃亡到岛上，毕竟不准随意迁徙的。

而推广了番薯，会让那些原本准备逃走的人，重新跌回到忍受力之内。没有劳动力，公司就赚不到钱，而想要廉价的劳动力就必须要让泉州的百姓挨饿才行。

不挨饿，跑过去的人就少。尤其是随着番薯的种植，就算遇到灾荒，原本挨饿的有十个，如今只有五个，怎么算都是不合算的。

争论由此展开，意见也明显露出了之前就暴露的种种分歧。

那些渴望开展奴隶贸易的，对帮着推广番薯的事显然是反对的。在国内还可以用同一祖先之类的借口，阻止这种行为，但在这里，既然黑人可以当奴隶，凭什么这些人就不行？即便当奴隶从剥削的角度来看不合算，采用另一种方式以降低成本，但是不推广番薯饿死一些人逼得另一些人跑过来，显然更符合利益。

反对这种行为的，有认为世界上的人不分彼此都是人，应该有这种道德，而且长久来看这也是有益的，能够获得更大的声望。甚至于他们来奴隶贸易都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对，而且应该帮助各个受到制度压迫的人民推翻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国家等等。

这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即便长相相似习惯相近，终究还是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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