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住在南安，他这个工厂主做的很有趣，整天在我们歇工的时候和我们聊天。”

“那时候旧墨党的一些人也来和我们聊天，这是段很有趣的生活。”

“最开始，我觉得墨党的这些人真好，有道德，有修养，还有文化，家世好不说又平易近人。我那时候就想，这些人遥不可及。他们都是好人，可我不想做他们那样的人。”

“再后来，陈健和我们聊的多了，我又觉得，怎么按照他这个工厂主的话来说，我们应该争取更高的工资、争取更短的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在以前可是没道德的体现，是坏人的体现。那时候，我才觉得，原来墨党没这么遥不可及，原来里面也有‘道德低下’的和‘坏人’，尤其是墨党的头目和发起者，明显就是个‘道德败坏’者，否则为什么要鼓动我们少干活多拿钱呢？少干活多拿钱，这可是我喜欢的事。就这个标准来看，似乎我和墨党又离的很近了。”

“一会我觉得离墨党远，一会又近，那时候我就想不通这墨党到底是远还是近？”

“零五年下半年，陈健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我们觉得他讲的很对，所以我们得实践啊。于是，我记得那天是七月份，日子记不清了，我们酝酿了三个月，在玻璃厂订单最多的七月份选择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

“罢工这种事，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有过。可那一次，是第一次罢工者理直气壮的，因为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这道理让我们充满了力量，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这样是‘无耻’的、‘懒惰’的；相反我们会觉得要是对方不答应，对方才‘无耻’。”

“这就是道理的力量，而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道理，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觉得道理在我这边，第一次把胸膛抬的老高。”

“那次罢工之后，我们几个领头的很快被人供出来的。陈健就说要和我们谈谈。其实挺尴尬的，他教我们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反过来就用在他身上。至少我以为会挺尴尬的，我们去之前工友们还送了些钱给我们，怕我们这几个刺头被开除了以让我们别饿死。当时十三个人中领头的是王三卓，就说不要这钱，妈的非要查出来谁告的密，将来有机会非弄死他不可。”

“王三卓，在座的诸位很多是听说过、没见过。他牺牲在矿工请愿运动的时候，就死在矿区被矿主的打手刺死的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术，所以也就没留下照片。他个子很高，鼻梁上有一大堆的雀斑，头发自然卷儿，眼睛挺小的。”

“那时候我是运模工，他是坩埚工，那时候他还活着呢。我们十三个人就去了陈健住的地方，结果陈健批评了我们一顿。倒不是说因为罢工，而是方式不对时机不好，又给我们讲了不少的道理，还夸了我们几个说我们有胆子有心气有志气有魄力。请我们吃了顿好的，又送了我一条棉布裤子。”

“那顿饭之后，我们十三个人就进了夜校，成为玻璃厂第一批脱产学习的年轻人，开始真正地明白墨党到底要做什么，可能仍旧不太懂，但至少分清楚了好人和墨党的区别。”

“当初我们在一起那十三个人，既是同窗，又有同志，但到今天，只剩下了八个。一个牺牲在了矿区，两个牺牲在前往大荒城的海难中，还有两个随船环球航行的时候病死于热病，一个葬在望北城，一个葬在距离家门口已经很近的落阿河。”

礼堂中的气氛逐渐有些凝重，至今为止残酷的斗争还没有开始，墨党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以这些浓缩为五这个数字背后的名字，每个人都知晓。

但终究他上台来的目的是要说一下农村的问题，这只是报告前的发言，时间已经到了规定的极限。

会议主持人还是使劲地摇了摇铜铃，下面不少人喊道：“再给他几分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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